帕特里克·奥布莱恩：《从全球视角研究：探索、发展和传播有用而可靠知识的西欧制度有何历史基础》（2013）
从全球视角研究：探索、发展和传播有用而可靠知识的西欧制度有何历史基础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European regime for the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作者：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LSE经济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O'Brien, P. (2013). 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a western European regime for the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useful and reliable knowledg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8(1), 1-24.
经济分化及其与技术的联系和自然知识的形成
本研究的灵感来自全球史上的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关注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差异出现的时间和原因。十多年前，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史学浪潮，它质疑基于亚当·斯密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对人类福利水平“巨大差异”的解释。相应地，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史批判也引发了来自两条战线的反击。
第一条战线试图反对“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注重比较研究，比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大分流”理论）使用的数据。“加州学派”认为，直到18世纪晚期之前，西方才甩开东方。反对“加州学派”的学者持相反观点，比如一个正在进行的统计研究项目，旨在对清帝国时期典型中国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做出评估，同时评估了19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居住在大型欧亚城镇的实际工资、人类健康、识字率的平均水平差异。初步结果表明，早在19世纪到来之前，西北欧就已经遥遥领先了。
第二条战线试图恢复和更新几十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观点分歧。这两位伟大的学者都没有用量化的经济术语来处理分歧。两个人（尤其是李约瑟）关注全球史上的一个著名时刻——“科学革命”，当时西方重新整理了他们的宇宙信仰体系，并建立起一种制度或机构，用于探索、发展和传播制造、服务和农业的卓越技术，与之伴生的还有战争和帝国主义。
西欧如何、何时以及为何经历了这种转变？只有通过一系列历史研究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将研究现代史中涉及欧洲科学、技术、哲学、宇宙观和宗教的著作，以便构建一种西方社会如何走向“科学革命”的大体叙事。
历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对任何所谓欧洲独特轨迹的表述，往往都基于缩减化的历史年表。它们通常涵盖的时间段吻合西方文化的重建过程。这种历史叙事可以安全地淡化之前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在那之前，知识从欧亚大陆的东部流向西部，也就是阿伦·巴拉（Arun Bala）所谓的“文明的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因此，本文的研究计划包括对中国、印度、西亚和日本以及早期现代欧洲知识形成制度的比较研究。
因此，本文研究欧亚大陆东端和西端经济分化背后的科学和技术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早在16世纪之前就在西方出现了，只是到18世纪前才变得清晰可辨，并在19世纪前无可辩驳地运作着。这里用来构建欧洲“科学革命”转型的叙事（科学和技术因素），也与实际或潜在的认识论基础有关。
任何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都是一种简单化，虽然这样做能使叙事更完整、更有说服力。此外，这种历史叙事还巧妙地避开了一些不确定的问题，比如手工技能、工具和可转移的科学知识，或理论、开明的资助者和国家支持的角色。在19世纪末的技术科学时代全面到来之前，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投入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本文参考了最新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相互分离，但在史学的文化转向之后，科学、技术、宗教、哲学、宇宙学和技能的历史相互关联在了一起。这些研究重新探讨并更新李约瑟和韦伯提出问题的答案。他们认为，从16世纪之后，甚至从更早的时候，非实体和实体的知识储备不断扩大，致使西方的技术创新迅速加速。他们认为，这可能与西欧对自然界的知识变化有关，并有助于解释“科学革命”的地位。
“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应。“科学革命”促使欧洲各地受过教育的富有精英们继续支持相互关联的制度雏形，这些制度可以预见性地生产和适配知识，并有可能成为私人利益、国家地缘政治权力的工具，并成为西方人口健康、财富和物质福利的工具。今天，这种制度的继承者产生了现代科学的流动，它以观察、实验和严格的推理为基础。现代体制雇佣了大量隶属于不同学科的专家，他们得到了支持和制度化，旨在有效地理解和操纵我们自然界。
基督教一神论和自然哲学
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观点来看，一神教的出现不仅有助于降低与古代神话和关于自然界的民间故事相关的复杂性、混淆性和幻想性，而且对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来说，他们获得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精神动力，来实现对自然界的操纵。
这种有争议的观点声称，对单一上帝的信仰控制着每个人的命运和神圣宇宙中万物的运动，与它逐渐取代的多神论、神秘主义和泛灵论观点相比，它体现了形而上学宇宙观的更大潜力，这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尽管文化人类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为其他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点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合理化意见，但他们并没有指出，这些信仰可能已经成为向现代科学过渡的、有效的形而上学基础。
同时，一神论不是西欧基督教徒向现代科学过渡的必要条件。早在一神教传播之前，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异教徒”知识分子就已经发展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进行准确的观察、思考和逻辑论证。他们对自然界的运作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反直觉理论，这些理论在16和17世纪很有地位。考虑到诸如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的贡献，我们不能把自然界解释为单一造物主的设计。
然而，精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宗教史学家目前正在发展一种观点，认为在几个方面，以及在“某种”重要程度上，“科学革命”可以被历史化，成为西欧思想史上的一个准神学契机。
在亚伯拉罕诸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传播之前，所有古典哲学流派很容易受到三种冲击。首先，他们没有为他们的理论和逻辑推断提供任何论证。其次，他们基于政治、社会和自然界运作的理论提出了行动和政策建议，但这些行动和政策建议从来没有给统治精英带来经济价值。最后，伊壁鸠鲁主义、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都没有为物质福利提供明确的设计，没有为身体健康开出有效的处方，更没有缓解人类对死后生活的永恒焦虑。
当基督教最终成为一个有等级秩序、有组织的强大宗教，巩固了对统治者及其臣民的思想和精神控制时，也压制了多神教和无神论，并将大多数敌对的神秘主义思想谴责为异端邪说。基督教发展的最初阶段包括原教旨主义，它抨击所有将理性凌驾于启示之上的哲学，这些哲学认为在永恒的自然界运作中没有神性的位置。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哥白尼时代的几个世纪里，关于自然界的古典思想辩论旷日持久。在12世纪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之前，教会的成功使得为教会服务的教士知识分子显然不希望认真对待古典的自然观，也不希望人类认真理解他们在通往永恒救赎或诅咒的道路上短暂栖居的自然界的方法。
安波罗修（Ambrose）等众多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都反对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温和立场。教会认为，所有基于理性、高于启示的思维模式都将威胁对他们拥有的真理，这真理关乎人性、人类命运，关乎上帝创造物与人类临时栖居的不可理解的宇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天主教会越来越难以压制或回避古典知识遗产，也难以应对世俗权力的侵袭。也许，在中世纪早期，在君主制巩固之前，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以及在翻译、抄写、印刷拉丁化文本（古典遗产的核心），并在西方文化精英中传播的头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取代古典信仰还比较容易实现。
最终，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选择了权宜之计，他们向“异教徒”的理性论证让步，并接受了西欧贵族和统治精英对自然界的看法。一旦教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准官方的组织，它的教士知识分子就会慎重地将“他们的”古典哲学遗产基督教化。他们发明了构想自然界运作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与他们自己传播的启示真理、信仰和利益相协调，因为他们垄断着这些真理的阐释权。
此外，尽管一开始是罗马的权力结构推动着基督教从教派到宗教的转变，但此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帮助西欧的精英和民众完成了基督教化的任务。中央集权的帝国可以促使异教徒皈依一神教，但帝国的青睐与压制交替出现（取决于皇帝们不可预知的决定），以扩大对某种真理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比帝国更小的政治单位也为不同的、适应性的、偏离原教旨主义阐释的思想创造了条件。
此外，7世纪后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也使多元主义得以持续。伊斯兰教成为欧洲南部和东部边境宗教和政治霸权的一个重要竞争者。同时，伊斯兰世界进步的经济发展也表明，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操纵自然力量，以改善信徒的健康、安全和物质福利。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会演变成一个超越国家的组织，在欧洲国家中享有特权和准自治地位。罗马教会的高层认识到，仅凭以福音书（Gospel，记述耶稣生平与复活事迹为主的文件、书信与书籍）为基础的信仰，教会无法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知识霸权。在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以及与内部“异端邪说”的斗争中，这一点袒露无遗。此外，尽管1122年“政教分离”的协定允许自治，但教会发现自己仍然很难抵御日益强大的政治当局的侵袭。
到了12世纪，中世纪教会通过加强知识基础来应对权力的威胁，抵抗穆斯林异教徒、异端分子和世俗当局。因此，在严格规范的规则和条件下，教皇允许，甚至鼓励引入自然哲学研究的院系和课程，其基础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勒密、希波克拉底和许多其他“古典权威”文本。自然哲学随着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建立而出现，然后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的原型）的必修预备课程，这些机构遍布中世纪的欧洲城市。
自然哲学系出现在12世纪和15世纪之间，是教士、律师、医生、官员和哲学家教育的预备课程。他们将从逐渐恢复的古典思想遗产中获得方法和见解，并将这些遗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一遗产主要涉及人性。
在宗教改革和哥白尼时代之前的大约三到四个世纪里，“异教”文本（主要来自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一波接一波地流入西欧。抵抗和镇压都是异教和伊斯兰教思想传播的标识，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核心信条相抵触。基督教的核心信条认为，上帝创造并控制着世界上的一切，上帝可以通过神圣的干预（奇迹）中止常识所理解的、古典哲学家所“理性”解释自然运作之道。因此，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仍然是欧洲宫廷和贵族之间，以及西方大学学院的神学院系和自然哲学院系内部无处不在的冲突根源。
然而，欧洲“世俗化”的罗马天主教机构和他们麾下的神学家们发现，在挑选、删减和重新配置古典哲学，以使它们与基督教信仰（基于传教士、政治元老和圣人所写的经典文本）相容这件事上，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们甚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中发现了宇宙设计与运行背后类似上帝的概念。
教会欢迎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这些观察和研究可以被寓言式地解读为上帝存在于世界的迹象，可以被隐喻式地阐释为个人和政治道德的教训。
尽管学者型神学家坚决坚持启示的重要性高于理性，但他们也把东方和希腊的数学逻辑、技术和古典证明的概念应用于启示性的基督教信仰。在自然哲学家的方法与理论的帮助下，他们也可以为上帝的存在、“圣灵感孕”、耶稣复活、“三位一体”、不朽灵魂、奇迹和其他信条构建合理的证明。
作为真正的信徒，自然哲学家们接受了他们学科在神学面前的从属地位。在“科学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人都谨慎地避免卷入与基督教基础信仰有关的任何争端。他们专注于将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的书籍翻译成拉丁文。他们还专注于恢复、分析、阐述和批判那些试图使自然界之于人类俗世生活更易理解的古典作家。他们冒着被世俗和教会等级制度迫害为异端的风险，在专制制度下工作，受限于启示性的个人信仰，也在体制中坐拥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哲学在构建基督教宇宙观方面的记录并不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时期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历史记录显示，学术界的哲学家们阅读、教授和推崇有声望的古典作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但也包括柏拉图、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更勇敢的是，他们向伊本·鲁世德（Ibn Rushd）、伊本·西那（Ibn Sina）等穆斯林学者，以及希腊和受希腊启发学者寻求支持和指导。他们还运用古典的逻辑推理模式来说服西方的教会和世俗精英们——上帝创造和设计了一个自然界，使其在可理解的原则下运行，因此这些原则可以被研究、被阐释。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上帝可以按照无法预知的、任意的、违背常识的方式干预自然界的运作。
自然哲学的地位在皇室和贵族家庭中不断提高，成为准自治高等教育机构所有院系教授的既定课程，其议程扩大到对一系列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包括地球、太阳、月亮和星星、潮汐、气候、地震、矿物、化学物质、土壤、植物、动物、人体等等。
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甚至质疑理性之于启示的从属地位，尽管大多数自然哲学家仍然需要通过倡导用理性方法研究医学、法律、甚至神学来谨慎地追求更高的知识和政治地位。少数人阐述了不成熟的、让神学家愤怒的论点，承认形而上学知识和物理知识（或神圣的和世俗的）是两种可分离的知识，承认它们都有各自的推理方式。
尽管神学已经接受了辩证法和逻辑论证，并与自然哲学在一种不安的紧张状态下共存，但教会知识分子对古典方法无法证实启示的真理感到失望，并对敌对自然哲学家的主张保持敌意。尽管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他追随者们在著作中展示了聪明才智，但理性和启示依旧无法调和。
大多数自然哲学家专注于对经典的语言学分析、与元认知相关的理论和语义抽象，以及对逻辑和数学认识方式的研究。包括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布拉德华（Thomas Bradwardine）、布里丹（Jean Buridan）在内的少数人在科学史学家中因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而闻名。他们预见了“科学革命”期间出现的宇宙元理论，包括运动定律，以及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有关的物质原子理论。有些人甚至提出了一种日心说宇宙观的雏形。
这些思想发展将古典推理模式恢复到政治和神学可接受的位置。他们对自然界的知识进行了定义、展示和完善。中世纪基督教为自然界更深层次的理解做出了贡献，包括在天文学、人体解剖学和光学领域。他们将自然界视为可以用基督教信条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东西，这些信条可以与宇宙起源和运作的启示和神圣真理分开，作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精神、道德和政治栖息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学者衷心感谢诸位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和科学家。
Michiel Jansz van Mierevelt画的解剖学课程场景（1617年）
虽然基督教的自然哲学家承认上帝是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但最终他们几乎说服了世俗化和政治化的罗马教会等级制度，即上帝的宇宙大致是根据一些原则设计的，这些原则可以通过古典作家的删节文本来理性研究和揭示。
然而，这些原则并没有质疑基于“三位一体”、耶稣的诞生和复活、圣餐以及大量直觉上难以置信的奇迹的神圣性。加上古代圣贤、占星术、神秘的预兆、魔法、恶魔和其他超自然力量，所有这些都被斥为对上帝的冒犯，被教会谴责为异端。
简而言之，欧洲的“科学革命”离不开宗教批判、“异教徒”和神秘主义、理论和自然界的研究方法。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如何主张自然界运作的真理，都离不开恢复古典文本、借鉴伊斯兰知识并将逻辑推理模式引入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课程（包括神学研究）。这些思想以简化和令人难忘的形式传达给贵族、财阀和职业精英，并作了适当的修改。
西方的“科学革命”是全球知识形成史的转折点
与中世纪的预期发展相一致，有用而可靠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哥白尼（1473-1543）和牛顿（1642-1727）的时代加速。尽管一批后现代学术著作破坏了哥白尼和牛顿的地位，但较早的史学传统坚持认为，这两位科学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即西方探索、发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制度，及其背后的知识、哲学和宇宙学基础在范围和规模上发生了根本转变。
然而，这一史学传统并没有在彼此竞争的历史学家内部取得共识。“科学革命”被描述为具有还原性的认知特征，被描述为压抑的西方起源。此外，随后东西方之间技术和权力的分道扬镳使得“科学革命”的概念引起了意识形态的愤怒。
事实上，“科学革命”的概念要么被认为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不合时宜的全球历史书写概念，要么被认为与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崛起有切身的联系。根据彭慕兰的说法，直到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个世纪后，“科学革命”的概念才变得清晰可见。
尽管如此，如果全球史学家希望将“科学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章节保留在有关长期经济物质进步的元叙事中，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将欧洲历史中的这一时期作为分析的核心，并不意味着东方的缺场或以西方为先例。
他们会同意，“科学革命”不能被表述为理性对宗教和神秘主义思想模式的直接胜利。他们会承认，“科学革命”的节奏既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线性的。他们也不会说，“科学革命”在整个欧洲普遍存在，或与西方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过程能够直接且毫无滞后地联系起来。
为了避免其他无关紧要的批评，全球史学家当然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任何社会对自然界进行研究的认知能力，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智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知道“科学革命”并不指进步的欧洲对未开化的亚洲的“胜利”，也不指现代人对古人的胜利，而是指科学和技术认识的迅速而广泛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全球史学家肯定不认为西方思想的先天优势。
然而，继哥白尼和牛顿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欧洲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的观念、概念和信心有了明显的飞跃。对西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决定的人们开始相信，自然界已经变得比他们的先辈想象的更容易理解和操纵，以改善人类的健康和物质福利。而且，这种信念在未来很可能变得更加强烈。
因此，参与辩论的历史学家可以明智地保留“科学革命”这个概念，将其作为欧洲史上的一段插曲，一个启发式的标签。“科学革命”中探索、发展和传播有用而可靠知识的轨迹变得更加陡峭，更卓有成效，更有可能通过应用得到普及。
这些轨迹被描绘成诸多系统性知识积累的公认贡献清单。有几个学科已经成熟，成为专门的学科，基础是针对特定问题、现象、事物和身体的研究方法与范式。这些学科的学术研究给全球史学家留下了一个固有印象，也就是从大约1543年到大约1727年，关于自然界的猜测、理论和观察边界在该领域内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并向外延伸到了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家还阐述了一系列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更多受过教育和有技能的欧洲人参与到文学、协会、学会和其他促进这种知识的机构中，并与之建立了联系。他们还追踪并量化了那些年出版的印刷和插图书籍、百科全书、手册和论文的传播情况。
学者们注意到，在理解自然力量方面（尤其在天体、陆地与生物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数量不断增加。这些贡献来自这一时期活跃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医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欧洲名人。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的观察、理论和发现都是创新的。他们身处自己的时代，却为人类预测了一个不同的未来。用培根的话说，他们是一个松散的计划的参与者，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减轻人类负担而生产丰富的知识库。
无论现代科学的历史学家如何看待那时他们声称的“创新”思想，但这就是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对自己的看法。此外，这也是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维护物理宇宙的既定概念方面坐拥利益。最重要的是，这也让他们从更广泛的“开明”赞助人群体以及欧洲的贵族、商业和政治精英中获得支持和资助，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接受过古典自然哲学的教育。
历史学家（包括全球史学家）会比他们的科学史同行更不关心具有真正创新和潜在可持续的想法。回过头看，这些想法可以被验证为巩固数学严谨性和物理合理性的步骤。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深入了解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资格，也无从知晓不同风格的数学如何成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然而，历史学家能够理解炼金术实验的潜力，后者参与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物质的分离。历史学家还注意到，从现代早期的解剖学中获知的保健、医疗方法需要经历数个世纪才能改进和成熟。同时，为不断扩大的植物、动物、土壤、岩石和其他物理物质品种的分类而制定的分类法，最终只能为生物、植物和地质进化理论提供本体论基础。
关心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可能希望保留“科学革命”的“老”观点。16世纪和17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革新开始涌现。不过，前几代科学史家认为技术知识具有“潜在”意义，而不是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很久以前，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个元问题（李约瑟借着这个问题研究了中国）——为什么对自然界的加速理解发生在欧亚大陆西端，而不是东端？彭慕兰认为，这个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因为它关乎全球经济史上尚未解决的分歧，即技术创新的起源与作用的分歧。
中世纪欧洲古典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界概念被加速取代，被更有效的宇宙观取代。伴随着新柏拉图主义和相关神秘主义写作传统的恢复，以及人文主义修辞的复兴，印刷品的流动贡献了不计其数的出版物，这就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称的“书籍之战”。
在牛顿于1727年去世之前，西方精英教育和文化的重新编排包括：限制上帝在自然界运作中的作用，贬低罗马、东正教和改良派基督教会的经典文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被概念性的、经验性的、逻辑性的经典知识重构了。中世纪对古典知识的批判预示了这种重构，毕竟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知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宗教改革破坏了宗教权威，也破坏了基督教对自然界的认知和理解，这继续引发人们的愤怒和辩论。新教有效地摧毁了罗马天主教高层对欧洲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神学信仰和道德规范控制。
把《圣经》和其他经典宗教文本翻译成世俗文本是否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这一问题很难证明。然而，在宗教改革爆发五个世纪之后，大多数新教教会与教派并没有比罗马那时表现出对理性更多的宽容。
不过，难道不是野蛮和极具破坏性的宗教战争把许多欧洲人，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推向了焦虑状态，因此转而怀疑所有宗教等级制度的真理和权威主张吗？甚至在此之前，基督教的分裂使基督教失去了许多权力，它无法在哲学和道德问题上对世俗统治者作出规定，而世俗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利用有用的知识为政治、地缘政治和经济目的服务，而不是为道德或精神目的服务。
一些历史学家以国家档案为基础，受制于短期的年代学，对于将自然界概念化、理解自然界和研究自然界中存在的不连续性持怀疑态度。他们尤其怀疑“革命”的概念，这种革命跨越了两个世纪，长期集中在精英阶层的头脑中，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渗透到民间。技术发展、物质进步和地缘政治权力方面的差异只有在牛顿死后才变得清晰可辨。
我们大致思考一下，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在自然界的可理解性方面可能阅读过、思考过和相信过什么。到了17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观点受到诸多事件影响，包括远洋航行和帝国海外扩张、文艺复兴的思想震动、宗教改革的动荡、以及自路德时代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间可怕的宗教战争。
首先，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相信，上帝根据“合乎理性”的原则创造和设计了他的宇宙，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这些原则，但很少这样做。此外，这些原则可供理性地研究、阐释，可以服务于地缘政治权力的操纵，并最终为那些健康状况差、文化水平低、处于生存边缘的人口提供福利。
在“科学革命”之前的几千年里，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被种类繁多的有机物和无机物包围的世界里，人们可以看到、触摸到、闻到这个世界，可以用他们的感官去理解，用他们的头脑去思考，并以多种方式将这个世界系统化为有用的知识。
几个世纪以来，按照亚里士多德、其他古典文献和伊斯兰学术界哲学家们对这个世界的阐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从世界的可感知属性（物质、形式、颜色，以及目的和功能）一点一点地实现了对这个世界的分类和理解。回过头看，文艺复兴被视为“科学革命”的准备时期；然后，在17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作为一种直观上合理的、概念上令人满意的、广泛的理解自然界力量和现象的方式，受到了持续而成功的冲击。
随后，笛卡尔的宇宙论也发展起来，将世界上观察到的所有有机物和无机物纳入一个普遍可接受的理论中，驳斥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观点，认为它们错误、肤浅、无用。经过长期的修辞学和语言学攻击，自然哲学家们构建和完善了研究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基础。在这种新的宇宙观中，人们设想静止或运动的粒子构成了自然界的一切，这一切可以用数学术语来描述和预测。人们认为这样做更合理，而且可能更有用。
有些笛卡尔主义者宣称，这种新的宇宙原子理论在希腊和伊斯兰思想中就有先例，它们是对上帝造物的绝佳表达。他们估计这套理论将激发人们探索各种物质。他们以论战的方式写作，将基督教国家的主流自然哲学剥离经典与《圣经》的窠臼，然后向前推进。他们嘲笑学术界分门别类、琐碎的争论，嘲笑各种自然现象的本体论描述，认为这些描述都不真实。
为了取代处在霸权地位却又付诸目的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一批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贝克曼、伽桑狄、霍布斯、惠更斯、笛卡尔等等）构建了一套宇宙的形而上学理论。这套理论以公理为基础，即细胞、粒子或原子可以被用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组成、结构和运动。
他们认为，这种数学模型是自然界的基础，不能被直接观察，是系统性的、先验的，但在逻辑上令人信服。通过案例的逐一分析，他们预计这种模型可以导向一个更广泛、更深刻、更有用的基础，以形成所有自然力量的知识，包括人类身体运作的知识。
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由粒子组成的宇宙，这些粒子按照上帝的合理设计聚集、移动并相互作用，像时钟的机制一样运作。这种元理论及其令人回味的隐喻，加上数学的认知，克服并取代了宗教宇宙观和古典宇宙观，使自然界变得可以理解了。笛卡尔主义成为扩大并深化自然界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学建模的机械论宇宙（由神圣的钟表匠或几何学家构建），这个宇宙的新形象和隐喻在西欧人心目中变得可以理解、合理和可接受。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论逐渐成熟，成为民众的知识，并最终成为西方的一种世俗宗教。渐渐地，与它取代的形而上学相比，这种知识更有助于对自然界进行广泛而工具性的研究和控制。
欧洲的新宇宙观保留、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强了宇宙神圣起源的信仰，以满足其基督教精英的精神需求。有了上帝作为终极原因，新的宇宙观（最初是以笛卡尔的形式，到了18世纪则是牛顿）成为可以接受的基础，以构建更直接的、系统的研究范式。西方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植物学、生物学、地质学、机械学和其他科学在“科学革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发展、扩散和运作。
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倡导下，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工程师和人文主义者的带领下，以及在伽利略、波义耳、惠更斯、牛顿等人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转而思考实际的问题。他们反思、巩固和统一了自然哲学构建知识的方式，也反思、巩固和统一了机械师、工匠、手艺人、医生、炼金术士及其他从业者的世俗实践。
他们直接以实用、政治和商业目的操纵着自然力量。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参观了兵工厂、铸造厂和车间，与工匠们打交道。有些人感谢这些“卑微”的工匠制造了一系列仪器、设备和实验装置，使创新成为可能，并切实地验证了他们的科学假设。实践、数学模型、机械主义哲学和时钟般的隐喻都是对积累有用而可靠知识的有力刺激。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和技术论相分离。
最重要的是，数学天文学家对理解宇宙中的天体做出了贡献，他们和他们的赞助人希望通过天体进入“天堂”。在望远镜和千分尺不可或缺的帮助下，他们揭露了亚里士多德错误的月球知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观察到，天空中包含了无限多的恒星和卫星、彗星和行星。他们用数学证明行星（包括人类自己的地球）沿着环绕太阳的路线不断前进。
出生于德国的荷兰地图学家安德烈亚斯·塞拉里乌斯（Andreas Cellarius）在星图《和谐大宇宙》中描绘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系（1660年）
他们认为，行星运动来自牛顿所说的神秘物理力量——引力，并且它可以用一个简洁、易懂、最终令人信服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地球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路线，以及它与其他行星和恒星之间的位置，可以越来越精确地被绘制和预测出来。
上述种种不仅有助于驳斥无处不在的占星术幻想，而且还有助于标记季节，为气象学、历法和远洋航行作出贡献。新教和天主教意识到，新天文学对宇宙的正统阐释构成了奇妙而生动的威胁。17世纪中叶，他们的发现既是科学灵感，又是可怕的预兆。同时，与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有关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形式也扶摇直上，地位迅速攀升。
“科学革命”有一些核心议题和争论，历代自然哲学家关心已久。比如，许多古老的权威和真理被破坏，因为它们已经过时。它们被越来越多的系统性观察所削弱，被逻辑论证所击败，被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严格数学形式所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以被实验证明所否定，从而使解剖学走向生理学，炼金术走向受控的化学实验，医学走向生物医学，运动数学走向机械学，大气压力的潜力走向蒸汽动力。
除了波义耳，许多被遗忘的人继续观察、计算、实验着矿物、盐、酸、硫磺、汞、明矾及其他物质，他们将这些物质熔化、冷却、蒸馏、发酵，转化为金属、染料、药品和其他具有潜在价值和效用的产品。许多人以各种神秘的、魔法般的方式表现这种潜在的有用知识和实践，以便将自己和自己的产品卖给近代早期的赞助人和消费者。在这些被忽视的学者中，还有人希望用笛卡尔和牛顿的理论，用自然哲学的词汇来塑造他们的实践、实验和知识，并将它们包裹在量化的外衣中。
克里斯蒂娜女王（左）和笛卡尔（右）。
后来，历史学家们认识到，这些沉浸在好奇心和幻想中的神秘传统，也和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有关，这些方法预示着现代科学的控制实验。历史学家揭示了炼金术士、草药学家、命理学家、甚至占星师如何增加并传播有用的知识，为天文学、植物学、化学科学、生化医学、工程学和生物学的系统性知识注入了长期、更广泛、更深入的可能性。
因此，“科学革命”的出现是西欧历史上可以定位的一个深刻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制度”产生了一些新学科（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药理学、农学），为新的能源形式（蒸汽和最终的电力）提供了系统性的知识。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运作的目的是积累和测试有用而可靠的知识，以促进和协助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健康的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不过不幸的是，西方国家也普遍走向了战争和帝国主义。
结论
本文认为，“科学革命”并不源于欧洲宇宙观的任何骤变，更深层次的思想渊源位于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波斯的思想中。此外，“科学革命”在中世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欧天主教和新教的一神论，并且可以被定位在自然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科学革命”也与实践和研究相关，这些领域长期以来被归入炼金术、占星术和手工艺密辛等不光彩的标签之下。对自然现象进行更多理性的、工具性的研究，最终促成一种更有可能向现代科学形式过渡的制度。这时，以另一种可能更有成效的方式来构思、理解和操纵自然界，从而取代宗教和古典宇宙观的基础已经奠定。
尽管“科学革命”带来一系列著名的创新，然而，“科学革命”的成因不局限于自然哲学这一准自治领域。例如，1415年葡萄牙人的商业航行使得新情报、新观察、新文物流入欧洲海洋城市，冲击了宗教和古典文献中关于欧洲以外世界现象的真理主张。还有其他促成“科学革命”因素，比如人文主义者对“学术主义”的攻击，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
假设从长远来看，科学史和技术史可以整合，“科学革命”可以帮助构建技术和经济差异的元叙事。如果这发展为正统史学的一部分，现代全球史上三位伟大的学者（马克斯·韦伯、马歇尔·霍奇森和李约瑟）几十年前提出的巨大问题（为什么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方而不是东方）就可能得到解答。
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长篇大论，在西欧、拜占庭、印度、中国、日本，尤其是伊斯兰世界之间进行相互比较，才能认真全面地解决。寻求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可以合理地将“科学革命”视为对人类福祉具有深远意义的契机，尽管它的起源有些可怜，而且有许多恶果。